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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唆使企业撤离中国,反全球化愈演愈烈!中

[导读]: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公开呼吁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并表示,疫情后期,将会采取措施改变美国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关系。 由此可看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

  近日,美国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拉里·库德洛,公开呼吁美国企业撤离中国,并表示,疫情后期,将会采取措施改变美国对中国过度依赖的关系。

  由此可看出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不可取代的位置。那么,中国是如何进入全球产业链的?疫情之下,反全球化呼声此起彼伏,全球供应链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我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些不确定的变化?

  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摘编自《变量:推演中国经济基本盘》,中信出版集团2020年1月出版,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2018年时,中美的贸易摩擦备受世界关注。为什么美国就是“搞不定”中国呢?这是因为,美国在挑起贸易摩擦的时候,它想象中的对手是中国,结果却遇到了一个比中国更为强大的对手——全球供应链。

  什么是全球供应链?其实就是全球的生产、流通和消费已经连接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球分工体系,形成了一个全球市场。这个链条不仅连成了一体,还越拉越长,把生产的各个环节都串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全球供应链不会被贸易摩擦打断的真正原因是,大家都已经上船了,都坐在一艘巨轮上。

  那么,中国是怎么坐上这艘船的?这就要回顾一下全球供应链的起源。导致全球供应链出现的主要原因有三个。

  互联网技术的出现带来了全球分工的新形态,也就是说,这才有了船。《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过一本书叫《世界是平的》,里面写到,互联网技术带来的一系列变化就像是一个推土机方阵,上来就把这个世界推平了。无论你身在哪里,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只要能搭上全球化这趟列车,就能在全世界的舞台上展示风采。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原来的贸易是产业间的贸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生产鞋子,美国生产飞机,我们用鞋子去换人家的飞机。后来的贸易变成了产业内的贸易,也就是说,不管是鞋子还是飞机,在生产的过程中都会有劳动力密集型的环节,这些生产环节就可以被外包到像中国这样劳动力相对便宜的国家,这样一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机会就变得无穷无尽。只要先给一块垫脚的砖头,让我们能够站稳脚跟,我们就会迅速地向产业链的两端扩张。于是,中国很快就变成了“世界工厂”。

  当时,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美苏两大阵营的对抗不再存在,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以拉拢为主。船来了还不行,还得有人给你一张船票,这是一种“邀请的发展”。最典型的“邀请的发展”是冷战时期的“亚洲四小龙”,也就是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地区、香港地区。“亚洲四小龙”为什么在那个时期能够发展得最快呢?一个原因是美国给它们发了邀请券。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要是美国邀请你去他们那里卖东西,你当然更容易发财。“亚洲四小龙”的确很勤奋、很努力,但没有这张入场券,恐怕再努力也没用。当然,话又说回来,接到了邀请券就一定能发展吗?不一定,当时,菲律宾手上也有这样一张邀请券,可是菲律宾就没有发展起来。

  那么有没有没收到邀请券,但一样实现了经济发展的国家呢?似乎很难找到。中东有些国家挖到了油田,一下子发财了。可是,我们能说它们实现了经济现代化吗?恐怕不好这么说。毕竟,不是每个人家里都有矿,要是家里没矿,又想发展,第一桶金很可能是要在海外市场赚到的,这就是美国市场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你能出口什么到美国不重要,美国从你这里进口什么、进口多少才重要。

  中国的情况更特殊,不仅仅想获得进入美国市场的邀请券,还想要登上全球经济这艘巨轮的船票。而国际政治的现实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中国想要上船,是绕不过美国这一关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时候就是加入WTO之后那几年,而在入世谈判的时候,中国谈得最为辛苦、付出代价最大的也莫过于跟美国的谈判。

  上了船,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经济腾飞,毕竟,能够上船的乘客很多,有的坐一等舱,有的坐二等舱,有的只能到甲板下面坐三等舱。美国制造业的空心化意味着把自己的船舱让了出来,中国有了升舱的机会。

  细说起来,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趋势始于20世纪8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的兴起。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影响了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所以在英国有撒切尔主义,在美国有里根革命。这种思潮也给企业的管理带来了冲击,经济自由主义告诉企业家们,企业的目标就是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可是,员工的利益、供应商的利益、消费者的利益、社区的利益呢?对不起,那都得靠边站了。

  这其实是在用做金融的思路做企业——如果想让股东利益最大化,制造业企业就得剥离“非核心资产”。说白了,就是把能卖的都卖掉,把能外包的都外包,这样一来企业就变得“轻资产”了。同样还是赚这么多钱,但用的资产少了,财务报表就好看多了,公司的股票价格就会涨,股东们当然高兴了。

  举个例子,当年被商界奉为神明的通用电气(GE)CEO杰克·韦尔奇就是这么干的。从1981年到2001年,韦尔奇担任GE的CEO,一方面出售跟制造业相关的业务——小型家电、半导体、移动通信等都卖了,另一方面积极收购金融公司。事实上,韦尔奇已经把GE变身为一家金融企业了。当时,大家都说韦尔奇是个传奇,后来才醒悟过来:伟创力、捷普、台积电、广达、富士康,都是在这个时候兴起的。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外流了。1960年,美国的制造业达到巅峰,29%的美国就业者受雇于制造业,如今只雇用了10%的美国就业者。最重要的是,制造业空心化损害了美国的技术创新。一个国家的真正实力来自其创新能力,而创新是在实践中踩出来的一条路。

  大部分创新都跟生产有关。从创新到生产,大概要经历实验室研发、原型机、小规模量产和大规模量产4个步骤。实验室研发是把道理想清楚,原型机是把想清楚的道理变成一个看得见的实物,小规模量产是测试一下这东西能不能被造出来,大规模量产才是要见真章,要经受市场的考验。由于美国的大企业热衷于剥离自己的核心资产、兼并收购别人的资产,天天玩“乾坤大挪移”的游戏,最后,虽然美国企业在研发方面还有优势,但缺乏了制造商,美国的发明创新很难在本国实现大规模量产。

  我们知道,有的行业技术水平高,有的行业技术水平低,比如,造飞机的肯定比造鞋子的技术水平更高。但手机和手表,飞机和火箭,谁的技术水平更高?衡量不同行业的技术水平,其实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找到直接的答案,那么可以通过迂回的方法,找到“代理变量”。

  哈佛大学有三位经济学家,分别是豪斯曼、黄和罗德里克,他们提出:能不能用收入水平作为产品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

  虽然很难说清楚产品的技术水平,但我们比较容易看出来哪个国家更先进,用人均GDP就可以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们旅游时在大街上走一走,大体就能判断出来这个国家或城市的人均GDP水平。比如,马来西亚的人均GDP比泰国略高,而班加罗尔的人均GDP不如成都。

  受到这种思路的启发,三人提出:高收入国家倾向于出口技术含量更高的产品,所以如果一种产品的世界出口份额更多是由高收入国家贡献的,那就有理由认为这种产品的技术含量更高。必须说明的是,这种方法并非十全十美,对于单个产品而言,或者只做两种产品之间的比较,很可能存在偏差。但如果将这种方法用于更多的产品上,那么即使少数产品之间的比较存在偏差,从整体来看,收入水平与产品技术水平的排序也应该是大致相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收入水平观察产品技术水平就有其合理性,这也是当前学术界广泛应用该方法的主要原因。

  第一步是用贸易数据和人均GDP数据计算出产品的技术密集度。我们一共考察了5057种产品。然后,我们又将5057种产品按照技术密集度从低到高排序,分为4组。也就是说,排名最低的25%的产品组记为第一类产品,即技术密集度最低的产品。第二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下等的,第三类产品是技术水平中上等的,第四类产品是技术密集度最高的。

  中国出口的都是哪一类产品呢?如果观察从2000年到2017年中国4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变化趋势,我们会发现其重要性依次是“三二四一”:第三类产品是当前的出口主力,占中国出口总额的38%;其次是第二类和第四类,目前分别占25%和24%;第一类产品的占比已经很低,仅仅徘徊在10%左右。我们还能看到,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在中国出口中的占比提升最明显,每类产品都有8%左右的提升;第二类产品占比相对稳定,2010年以来略有下降;第一类产品占比显著下降,从2000年超过25%的份额下降到10%左右,且这一过程主要发生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出口的各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各占多大比例呢?第二、第三、第四类产品占比在2000年到2015年间一直稳步提升,2015年之后趋于稳定。这一趋势与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的比重变化趋势保持一致。2015年,中国出口占全球出口比重达到历史最高值——13.8%。第一类产品在2000年到2008年间占比有所增加,2008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2000年至今,中国出口结构在优化,国际竞争力在增强,同时,这种结构优化并不必然导致低端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一个基本的证据是第一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的出口占比没有出现显著的下降,而是依然相当稳定。中国低端制造品的出口比例下降早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出现,这说明大约在那个时间点,中国就已经初步完成了出口结构的优化。第一类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已经没有更多的扩张空间了,未来中国第一类产品的出口很可能还会维持在现有的水平。

  最近几年,“金砖国家”(BRICS)、“展望国家”(VISTA)等概念相继提出,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也被普遍看好。参考这些概念,我们从新兴经济体中选了10个代表性的国家,分别是:南非、墨西哥、巴西、土耳其、泰国、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我们称之为“EM10国”(EM是Emerging Market的简称),也就是新兴市场10国。

  我们将EM10国的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加总,然后跟中国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进行对比。结果发现,在2005年之前,中国第二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一直低于EM10国,随后开始增长,并最终超过EM10国的总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两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在2015年之前,EM10国第三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之和高于中国,但随后被中国超越,中国至今仍处于领先地位。也就是说,中国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上具有规模优势,即使我们把EM10国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们也很难在可预见的未来替代中国。

  我们也观察了OECD国家在4类产品方面的出口结构。OECD就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是由36个发达国家组成的国际经济组织,加入OECD一般会被认为是加入了发达国家俱乐部。

  我们发现,OECD国家的出口结构相当稳定,第三类和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最高,且占比相当,约为37%。第二类和第一类产品的出口占比相对较低,分别在16%和10%左右。当前,中国第一类和第三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已经与发达国家基本一致,但第二类产品的占比偏高,第四类产品的占比偏低。所以,中国未来的出口结构很可能会出现两个变化:第二类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下降,降幅为8%~10%;第四类产品出口占比继续上升,上升空间与第二类产品的降幅相当,约为10%。

  这就带来一个严峻的挑战。如果比较美、日、德、中四国第四类产品的出口规模,中国第四类产品的出口规模已经与美国和德国相当。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想继续提高第四类产品的出口占比,就必然要挤占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份额。这是一场硬碰硬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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